不论是“前80名秋游”,还是“只给重点班装空调”,抑或“弃考承诺书”,在功利和算计之下,教育变得生硬和冰冷。高考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为学生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突破的可能,弃考是对学生权利和尊严的变相剥夺。教育公平的基础是机会公平,“弃考承诺书”让学生们失去了一次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果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话,一些教育者的仁爱之心去哪儿了?阶层固化导致社会流动路径单一化,高考成为许多人不可绕行的独木桥;激烈的升学竞争,扭曲了人们的是非观和价值观。为了追求所谓的升学率,一些学生成为被抛弃、被放弃的无能者和失败者,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多年来,我们形成了一种荒谬的“代价论”,即为了目标正义,一些人做出牺牲是必要的。这种所谓“代价论”,不仅仅造成对罪恶的冷漠,重要的是,为这种冷漠找到了极具理论性和合法性的理由。更可怕的是,这种荒谬的逻辑存在延伸的可能性:为了学校的声誉,部分差生是不是可以“被牺牲”呢?
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里,一个学校的升学率,往往和经济效益、社会影响力直接挂钩。师生权利失衡的格局下,权力的傲慢与偏见裹挟着三六九等的人格分化,让“有教无类”成为空洞的口号。“以成绩论英雄”之下,歧视和社会排斥大行其道,差生成为不受待见的“弃儿”。
教育功利化,说到底是不良社会心态的产物。在日常生活中,喜欢锦上添花却不愿意雪中送炭的势利现象,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在应试教育的流水线上,学生被异化为工具——对学校追名逐利有用的高考状元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拖了学校“后腿”的差生们,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低人一等”,甚至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都会受到侵犯。
对学生的权利失去了尊重,对学生的利益诉求失去了敏感的反应能力,功利和冷漠的勾肩搭背,让教育者成为习惯算计的“生意人”,流失了仁爱之心。然而,对教育迷失进行纠偏只是“治标”,根除“代价论”遮蔽下的功利和冷漠才是“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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