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正视被遮蔽的中国式人文理念

时间:2004-3-19 来源:佚名录入:ms211中国美术高考网

　　今天，我们是应该“轻视”当代人对物欲和享乐的追求，还是站在传统立场上“对抗”现实的商业化倾向？抑或“回避”这样的现实通过纯粹的学术或淡泊名利的人格来独善其身？我觉得选择上述任何一种立场，似乎都难以表达我们对现实真正的看法与期望。如果我们不仅仅关注西方“超越”性的人文精神，也不仅仅关注中国儒家的“忧患”意识和道家的“超脱”精神，那么就有可能去思考建立新的人文理念。笔者十余年来研究的概念——“本体性否定”，其基本含义就是“尊重现实又不限于现实”。我试图通过这个命题与中国文化中已经存在着的一种独立而又与现实亲和的、但却被思想史所遮蔽的人文品格打通，这就是“穿越现实”的人文理念。

　　人文：人的文化创造

　　我先解释一下对“人文”的几种基本理解和我对“人文”的基本看法。

　　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大的方面来理解“人文”，那就是“人的文化”，这样一来，对人文的解释可以因文化、文明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在这个意义上“人文”这个词你是说不太清楚的。比如西方式的人文主义和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内涵就不一样，前者强调“世俗的人”为中心，后者强调“礼仪的人”为中心。而且西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文内涵也会有差异，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对人文的理解就有差异。所以阿伦·布洛克在他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人文主义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或者信条，而是一场曾经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而且现在仍在提出非常不同的看法的持续的辩论”。《易经》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是人文就是文化的含义。这种关于人文的文化性理解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中国当代人文建设，肯定应该具有与西方不同的性质，与日本、印度等国家，也应该有所区别。

　　其次，就是人文的核心内涵，是文化内部二元对立所产生的自由张力。比如，相对于封建专制，人文主要指个性解放和人的解放；相对于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人文包含对工具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批判，在西方主要以审美现代性为标志(所谓审美现代性，就是说它不一定设计出比现在民主自由更好的体制，但是它可以对这个体制下发生的问题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批判)相对于世俗主义，人文可以理解为对世俗的超越。我想这可能是20世纪年代市场经济以来，我们中国文化语境下人文的几种主要含义。这种人文与中国传统的轻商文化有关联……其共同点，就是它往往设置二元对立范畴，如大众和精英，传统和现代，禁锢与解放，保守与激进，等等，而且有的时候可以互为人文的解释。

　　再次，我想说的人文和第一个含义相关，但又不同于第一种解释，那就是指“人的文化创造”。我们光看人的文化还不行，而且要包含“创造文化”的意思。这个精神我觉得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这个层面上的人文含义，对消解上述人文矛盾是有帮助的。比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在我这里可能就不是主要问题。这不仅因为科学和人文都致力于人的幸福，而且你把人文定位在人的文化创造上，那么科学本身就有人的文化创造，你不能说科学一点人文精神都没有。我们所针对的是科学主义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从科学主义对人的情感、灵魂、精神、信仰的侵害和无视来谈人文，来说科学主义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仅仅强调人的主体、情感、灵魂、心灵、个性，如果不包含人的文化创造含义，我认为是很可怀疑的。比如我们的情感和灵魂可以用传统思想来支撑，甚至也可以用文革的一套语汇来武装，将亲情异化为革命豪情，这样的人文情操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吗？所以不问精神、情感、灵魂的思想内核是什么，这种人文品格是要打上问号的。所以科学领域中我们为什么产生不了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正在于科学领域内我们“人文创造”的品格是很贫弱的。同样，我们如果只能把西方后现代对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一套话语拿过来，看起来是对工具主义的批判，事实上我们捍卫的是西方人文知识系统，面对的也主要是西方式的问题，中国的问题被遮蔽了。因为中国的启蒙理性和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主体、情感、灵魂，也不具备我所说的人文创造品格。所以我所理解的人文贫困，就是我们今天丧失了文化生产和知识生产的能力，以及由这种能力所支撑的精神状态。人的文化创造最接近于西方式的“超越”。也就是说真正的人文品格具有“超现实性”。但是“超现实”是个笼统的提法，“超现实”可以是乌托邦，可以是进步论，可以是老子的闲适，也可以是禅宗的色空……真正的“超现实”，我的理解是必须具有“创造新现实”的品格。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人文理念。

　　“穿越现实”之别于“超越现实”

　　从20世纪一直到今天，我们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就是“超越”。“超越”作为一个词与西方宗教文化精神有关。第一，因为西方宗教文化精神讲“彼岸”对“此岸”的优越性，在西方就衍生为“艺术优于现实”、“美感优于快感”、“理性优于感性”等二元对立观；黑格尔的“辨证法”也是讲螺旋式上升，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也是将社会发展看作优化过程。所以西方文学观，从古代的“艺术即模仿”到近代的“艺术即表现”再到现代的“艺术即形式”，也被西方的艺术家解释为逐渐向本体优化的过程。这种“优于”思维很容易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优越论同构。比如“圣人”对“老百姓”是优越的，“义”对“利”是优越的，“群体”对于“个人”也是优先的。这是我们接受西方式人文理念的文化基础，尽管内在含义有差异。第二，因为“彼岸”对“此岸”是可以分离的，所以“彼岸”在西方可以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存在、形而上存在。比如西方哲学中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海德格尔的“在”，这些概念都带有抽象性，西方理论因此也具有“纯思辨”色彩。

　　“穿越现实”与“超越现实”如果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讲人的创造性。但不同点在于：首先，“穿越现实”后的世界是“不同于现实”的。中国文化精神是讲和谐的，这种和谐的当代解释叫“平衡”。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才能构成平衡。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同的思想系统，分别奠定在《易经》和《圣经》上，而且在功能上各有利弊。比如西方讲人对天的征服，好处是带来发展，弊端是侵略性；而东方讲天人合一，好处是和谐，弊端是很难有大的变化发展，所以你不能简单说孰优孰劣。人类与自然也是如此。大自然的原生态是人类永远返不回的家园，这就是大自然永远的好处。我们说人类历史是进步的，往往抓住人的文化的正面因素，却没有看到人的文化造成的大量负面因素是大自然不具备的。所以大自然再怎样运动变化，它不会生态失衡。以此类推，艺术也是“不同于现实”的。越是好的艺术现实功能反而越弱，心灵依托的功能越强。其次，“穿越现实”具有尊重具象现实的含义，其抽象和意境，都应该穿越具象的事物才能达到。中国的“四大名著”也是尊重世俗的、具象的。我想《西游记》如果缺少了“猪八戒”，可看性就会很低。“猪八戒”不仅使这个文学世界充满了世俗性，欲望性，而且使其充满了戏剧性、故事性。唐僧、孙悟空、沙僧、猪八戒由于分别代表了圣性、英雄性、平凡性、欲望性，这就使故事情节跌宕有致、饶有趣味，体现了很明显的现实化特征。今天我们看好的一些作家，比如张爱铃为什么那么红？金庸地位为什么那么急剧上升？那也是与他们的作品尊重世俗性和情节故事性有关的。

　　 “穿越现实”之别于“超脱现实”

　　如果说，儒家的“介入现实”是以对国家、民族、社会的“忧患”为方法的话，那么这个“忧患”的内容是由儒家文化所给定的。比如“修、齐、治、平”，“修什么”、“怎么修”，这些儒家都有规定。所以用“人的文化创造”作为人文的界定的话，儒家“忧患”的人文精神，在我看来还缺少“个体创造”的努力。也因为缺少这种努力，儒家讲的“介入现实”一旦碰到困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就很容易选择放弃对现实政治和文化内容的关注。这就是道家所主张的“超脱现实”。“超脱现实”表面上好像是回避现实，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很现实化的精神，《易经》中的“六十四卦”构筑的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所以“超脱现实”，是指超脱儒家所关心的政治文化现实，而沉浸在一个自己构筑的自然怡情现实中。“忘知”，“忘欲”，“忘利”，是老子对“超脱现实”的解释，并构成“体道”的悠然、淡泊的境界。这样一个境界与我所说的“穿越现实”的人文品格，有以下两点重要区别：第一，“超脱现实”不要求个人思想创造的介入，也不要求直面现实政治文化，而“穿越现实”则强调这种介入和直面。一个人“知”和“思”都忘掉了，怎么谈思想和思想创造？所以老庄的境界接近于不思不想无忧无虑的动物状态，这种状态很像牛羊一样在草原上“逍遥”漫步。但这个状态对现实我认为没有批判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是用不管政治文化来默许了现行政治文化的合理性的。所以“超脱现实”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用放弃思想和思想创造的态度治学，除了会将学术材料化、文学文体化、文章文笔化、知识博学化以获得无思的智性快乐外，它还会造成审美感受上的类型化。反之，“穿越现实”的穿越动力，就来自于“思”和“思想”，而“思”和“思想”又来自于“穿越者”所直面的现实政治文化问题，并以这些问题构成对既有知识的挑战。所以在“求知”上，“穿越现实”主张一种“尊重现有知识又改造现有知识”的“知识生产”的态度。所以在“思想和学术”这个二元范畴中，“穿越现实”的提问方式是“什么思想与什么学术”。没有发现、发明和个人创造的学术和思想，其实价值都是有限的。而我们只有通过发现、发明和创造才能影响这个社会。

　　第二，“超脱现实”会因为缺少现实生命力和自我意识而流于孱弱，而“穿越现实”则体现为对欲望、生命力、现实自我的尊重。如果具备“清纯”的特质，即脱离了世俗纷争和所谓的污秽人格，但又不具备与现实打交道所必须的生命力、自我实现的意志等现实内容，也不一定是健康和有力量的。所以依赖“超脱现实”的道家人文品格，要想面对和解决中国文化现代化中的各种问题，那是十分困难的。

　　20世纪文化启蒙运动的“轻世俗”问题

　　反过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经验和局限呢？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存在着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轻视世俗现实”。这当然和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传统有关，也与西方“超越世俗”的形而上审美精神有关。“轻视世俗”不仅使得中国人的欲望、亲情、温情、享乐的一面处在被学术思想话语贬抑的状态，而且也造成了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世俗欲望一旦被唤醒、便呈现出同样不正常的喷发状态。今天来看，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中之所以有“缺乏亲和感、世俗感”的问题，是由于他的文化批判意图过于强烈。也就是说，鲁迅用问题意识将本来应该直面尊重的农民的世俗的欢乐过滤以后，反而使作品的丰厚性受到损害。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学生之所以有鲁迅的书看不进去的情况，原因就在此。

　　这种锋利而缺乏丰厚感的批判，暴露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启蒙另一种“脱离民众”的问题。无论是鲁迅常常有孤军奋战的感觉，还是秋瑾的死难以唤起民众的觉醒，抑或80年代有学者依托海洋文化批判中国的“黄土地”文化，新潮文学家在中国做“纯粹形式”实验的“小圈子”性，轻视世俗的人文精神讨论很快偃旗息鼓，可能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将老百姓和世俗生活只作为启蒙与革命的“有问题的对象”，而没有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朋友、亲人以及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与赫尔岑流放西伯利亚，送他的马车夫都能理解他革命的意义形成截然的反差，也与毛泽东同志走的“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成功，形成截然反差。这就提出了一个“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精英”的问题。对老百姓而言，我认为真正的精英是“引导性”的，而不是居高临下“指导性”的。你如果摆出居高临下指导大众的姿态，大众就可以不买你的账；知识分子如果说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但一转身也十分注重利益，而且比老百姓多了些获得利益的手段，老百姓就可以嘲笑你这种“指导”、“批判”的虚伪性。今天学术界围绕利益问题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一定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轻视个人利益”和“重视个人利益”，可能是同一种文化结构。只有“尊重利益而不限于利益”的“穿越世俗”的思维，才能够突破“轻视利益”与“重视利益”对立、相克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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